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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族主义导致零和博弈的世界(亚洲时报)
发布时间:2026-02-21
 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与20世纪末全球经济设计者们所设想的世界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当时,贸易壁垒的消除被誉为通往共同繁荣的途径。  如今,新的壁垒正在崛起,不是混凝土墙,而是关税、补贴和出口禁令。无缝全球化的宏大叙事,如今听起来越来越像是过时的遗物。  我们所目睹的并非暂时的动荡,而是经济治理格局的根本性转变,其力量足以改变世界各国的战略方向。  唐纳德·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发布的尖锐、挑衅性的推

  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与20世纪末全球经济设计者们所设想的世界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当时,贸易壁垒的消除被誉为通往共同繁荣的途径。

  如今,新的壁垒正在崛起,不是混凝土墙,而是关税、补贴和出口禁令。无缝全球化的宏大叙事,如今听起来越来越像是过时的遗物。

  我们所目睹的并非暂时的动荡,而是经济治理格局的根本性转变,其力量足以改变世界各国的战略方向。

  唐纳德·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发布的尖锐、挑衅性的推文,如今看来并非历史的偶然现象,而是酝酿已久的更深层次变革的导火索。

  然而,仅仅将矛头指向特朗普是不诚实的。在“美国优先”的言辞背后,隐藏着对中国崛起及其被认为操纵国际经济体系的深深不安。

  北京被指责利用全球化的开放性来积累财富和工业实力,同时通过官僚障碍和不透明的保护主义形式来保护其国内市场。

  如今,经济民族主义已走向全球,跨越意识形态和地域界限蔓延开来。在日本,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人物大力倡导经济自力更生,以应对该国供应链的脆弱性。

  在欧盟,“战略自主”已成为布鲁塞尔的一个常用语,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对中国的长期依赖,同时防范华盛顿的政治不确定性。

  印尼也加入了这一转变。促进镍和其他自然资源下游加工的政策已成为国家主权的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叙事。

  要从理性的角度理解经济民族主义,就必须超越将其狭隘地等同于传统保护主义的范畴。

  借鉴马文·苏斯的《民族主义的困境(2023)》,经济民族主义可以理解为一种试图将经济边界与民族认同和主权边界相一致的做法。

  苏斯提出了一个颇具人文关怀的视角。在他看来,经济民族主义并非一种集体病态,而是对感知到的国际不公的一种理性回应。当一个国家因经济落后而感到屈辱,或因外国资本的主导地位而受到威胁时,保护主义便成为一种合乎情理的防御手段。

  然而,这层保护罩下隐藏着一个深刻的悖论。苏斯认为,经济民族主义者陷入了两种相互冲突的愿望之间。一方面,他们强烈渴望孤立主义以保护国内产业;另一方面,他们又同样渴望快速发展和扩张。

  如果无法获得外国资本、技术和国际合作,大多数国家几乎不可能实现产业追赶。苏斯认为,这正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

  例如,印度尼西亚体现了对国家资源完全主权的渴望,但同时又长期依赖外部投资和技术转让,以使这种主权在经济上具有意义。

  杰里米·科恩-塞顿、玛迪·萨尔森巴耶夫和莫妮卡·德·博勒在《新经济民族主义(2025)》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更偏技术官僚但又持怀疑态度的观点。作者认为,世界正试图复兴国家作为中心经济行为体的地位,而这种做法在自由主义正统观念中长期以来被视为禁忌。

  对他们而言,这种“新经济民族主义”是一项高风险的实验。当国家以民族主义为名过度干预市场时,其结果很可能不是公平和韧性,而是效率低下、公共债务膨胀以及伪装成产业政策的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民族主义就像一种强效药物,过量服用,本意是治病救人,最终却适得其反。

  杰米·默钱特在其著作《终局:经济民族主义与全球衰落(2024)》中提出了更为激进和的解读。默钱特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并非一种政策选择,也并非仅仅是对不平等的一种反应。

  相反,他将其视为全球资本主义进入系统性衰败阶段的征兆。在他的分析中,随着自动化和人力劳动剩余价值的减少,自由贸易的利润潜力达到饱和,全球化已开始从内部瓦解。

  在这种观点看来,经济民族主义代表着各国在全球经济逐渐陷入停滞之际,为攫取日益萎缩的繁荣残余而进行的绝望争夺。

  当这些观点与当代地缘经济现实相遇时,一种令人担忧的模式浮现出来,这对全球稳定有着深远的影响。

  肯尼斯·A·雷纳特在《经济民族主义的诱惑:超越零和博弈(2024)》一书中警告说,这种趋势蕴含着心理上的危险。他将经济民族主义描述为一种诱人但具有破坏性的零和思维模式,即认为一个国家的获益必然以另一个国家的损失为代价。

  如果中国建造一座大型电池工厂,美国会认为其汽车产业面临生存威胁;如果印尼禁止原材料出口,发达经济体会认为其市场准入受到攻击。

  全球体系面临巨大压力的说法不无道理。中国体现了雷纳特所描述的诸多担忧,它在对外利用全球化,而在国内却奉行强烈的民族主义产业政策。

  美国在特朗普时期启动、拜登时期扩大的应对措施,反映出华盛顿日益增长的不耐烦。随后,美国采取了关税、技术封锁以及通过《通货膨胀抑制法案》等举措提供大规模补贴等措施。

  然而,至少在最初阶段,多边体系本身却成了意料之外的受害者。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的力量被削弱,导致全球经济在缺乏相互认可的规则的情况下日益迷失方向。

  在现实层面,经济民族主义已不再仅仅是一句昙花一现的政治口号。在日本,对“经济安全”的追求促使企业将生产转移出中国,即便这意味着更高的成本。

  长期以来被视为全球自由贸易最忠实捍卫者的欧盟,如今正积极构建反胁迫机制以捍卫市场主权。这些事态发展印证了默尚特的观点,即世界正在分裂成相互猜忌、彼此敌对的经济集团。

  各国提出的道德理由使情况更加复杂。发展中国家声称保护主义是摆脱贫困的必要手段,而发达经济体则辩称保护主义对于维护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

  这种叙事上的碰撞为民粹主义和极右翼运动创造了肥沃的土壤,这些运动承诺以绝对的自给自足为通往政治权力的途径。

  必须对经济民族主义有足够清晰的认识,才能把握其正反两面。不可否认,它在国家生存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正如苏斯所论证的那样,它可以成为边缘化国家要求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更公平参与的工具。例如,对印度尼西亚而言,下游工业化政策,无论其语气多么民族主义,都可能是摆脱对低价值原材料出口的长期依赖的唯一途径。

  一个迫在眉睫的风险是系统性全球通胀。强迫国内生产的成本远高于国际替代方案,最终会加重普通民众的负担。曾经由一体化供应链带来的全球效率,如今却为了营造一种可能只是幻觉的安全感而被牺牲。

  当经济民族主义延伸至研发领域,即通常所说的技术民族主义时,世界就有可能分裂成互不兼容的技术标准。这不仅会减缓经济增长,还会削弱应对气候变化和未来流行病等全球性挑战的集体行动,而这些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

  综合来看,这四种视角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综合。苏斯提供了历史背景,科恩-塞顿及其合著者警告人们警惕官僚主义的腐败,雷纳特强调了仇外经济学的心理危害,而默钱特则突出了当前系统性危机的严重性。

  所有人都得出同一个结论:世界正站在一个决定性的十字路口,这将塑造未来几代人的经济和政治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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