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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海霞等:本轮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必要性、猜想与建议
发布时间:2026-03-22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设立8000亿元政策性金融工具,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投资。这一举措延续了我国在关键时期运用政策性金融手段稳增长、调结构的政策逻辑,既是对过往三次工具实践经验的继承,更是应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服务高质量发展战略的精准发力。根据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测算,本轮8000亿元政策性金融工具理论上可拉动增量基建投资约8-11万亿,是对广义财政稳投资的有力补充,但需关注实际过程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设立8000亿元政策性金融工具,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投资。这一举措延续了我国在关键时期运用政策性金融手段稳增长、调结构的政策逻辑,既是对过往三次工具实践经验的继承,更是应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服务高质量发展战略的精准发力。根据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测算,本轮8000亿元政策性金融工具理论上可拉动增量基建投资约8-11万亿,是对广义财政稳投资的有力补充,但需关注实际过程中面临的三个“不足”,或影响资金效率和政策效能。

  政策性金融工具是由政府主导支持、政策性银行运作的特殊金融手段,核心用途为补充重点领域重大项目资本金,部分可为专项债项目资本金搭桥,能够以“准财政”的形式提供长期限、低成本资金,发挥对重大项目建设的支撑作用,弥补地方配套资金不足问题,并带动社会资本参与重点领域投资,扩大有效投资,推动实现特定的经济发展目标。自2015年首次推出以来,政策性金融工具先后在2015-2017年、2022年、2025年完成三轮实践落地,均是在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投资增速下滑的关键节点,成为宏观调控中逆周期调节与结构优化的重要抓手。

  第一轮为2015年-2017年,共投放7批、资金超2万亿,当时我国正处在“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GDP增速下探至7%附近,且基建项目资本金缺口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2015年8月初国开行和农发行开始向邮储银行定向发债,募集资金成立专项建设基金,全年共发行四批,共投放8000亿元;2016年发行两批,分别投放4000亿和6000亿;2017年2月发行最后一批,投放超过2000亿,3年间投放超2万亿元,有效拉动投资增长,2015年8000亿元,带动投资超2万亿元。

  第二轮为2022年、先后投放2批共7399亿元[1],受到疫情持续扰动、俄乌冲突等影响,我国经济运行持续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2022年4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7%以下,二季度GDP增速也大幅下行至0.4%,同时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土地市场持续低迷等因素导致地方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加剧,基建领域资金压力显著抬升,在此背景下,2022年6月央行支持国开行、农发行分别设立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共3000亿元,用于补充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在内的重大项目资本金,或为专项债项目资本金搭桥;8月,在第一批3000亿元金融工具已落到项目的基础上,再增加3000亿元以上额度;截至2022年10月末,两批金融工具合计已投放7399亿元,支持了超过2700个重大项目,涉及项目总投资超过9万亿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速回升至10%以上。

  第三轮为2025年、共投放5000亿元[2],受国际经贸环境急剧变化、物价低位运行、房地产市场仍在调整等因素影响,财政形势依然严峻,地方流动性压力仍然突出,地方配套资金及社会资本投资的意愿与能力均有所减弱;叠加较多的财政资源用于解决存量问题如化债、清偿拖欠款和土储等方面,短期无法形成明显的实物工作量或经济回报,这也导致广义财政的明显扩张并没有推动固定资产投资的改善,1-9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自2020年以来首次转负,基建投资表现持续偏弱。在此背景下,9月确定重启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总规模5000亿元,由国开行、农发行、进出口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共同投放,合计撬动投资超7万亿元。

  三轮工具的核心运作逻辑均围绕政策性银行发债、结构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支持协同推进,在实践演进中也呈现出一系列转变,工具不断成熟,与经济发展需求更加适配。第一,功能定位由单一的“应急型稳增长”向“稳增长与调结构并重”转变。2015-2017年专项建设基金主要投向棚户区改造、传统城建等传统基建领域,2022年除了传统基建,还加大了对第五代移动通信(5G)、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2025年则进一步转向培育新质生产力、扩大内需的中长期发展导向,积极投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消费领域,既破解了重大项目资本金短缺难题,也精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成为推动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支撑。第二,资金来源多样化,成本不断降低。2015年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策性金融债,后两轮则基本采用“PSL+政金债+财政贴息”的模式,随着央行调降PSL利率,以及降息背景下,政策性金融债发行利率不断下行,资金成本不断降低。第三,资金撬动能力不断增强。2015年第一轮的专项建设资金撬动能力约为4-5倍,2025年提升至14倍,带动投资从单一的银行信贷资金,逐步拓展至专项债、民间资本、产业基金等社会资本,杠杆效应和带动作用显著增强。三轮政策性金融工具围绕适配经济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实现了投向更加精准、撬动能力不断提升、资金成本稳步降低的转变,成为兼具逆周期调节与跨周期布局的重要宏观调控手段。

  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发展面临着固定资产投资下行、财政收支矛盾突出、新旧动能转换关键等多重挑战,此时推出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相比2025年扩容3000亿元,对于稳投资、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2025年,一个突出特征是广义财政的扩张并没有带来固定投资的显著改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85186亿元,同比下降3.8%,这是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首次出现负增长,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2.2%,增速较2024年下降6.6个百分点,并且民间投资增速降幅进一步扩大,反映出当前投资端面临着较大的压力。从历史经验来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推出,往往具有显著的逆周期特征,通常伴随着经济增速下滑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大幅回落,作为政府债券等财政工具的有力补充。以2025年为例,5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后,土木工程建筑业景气度明显回升,当年10月建筑业新订单、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分别上行3.7、3.6个百分点,印证了政策性金融工具对投资的拉动作用。从2026年看,全年GDP增速目标下调至4.5%-5%,内外部严峻形势下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且去年四季度投资增速下滑明显,政策性金融工具扩容至8000亿元,直接回应了当前增长承压、投资回落的现实需求;同时,考虑到去年四季度2个“5000亿”[3]的政策效应或在今年进一步释放,广义赤字安排相对温和[4],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扩容既是对去年政策的延续,为“十五五”开局之年提供持续、稳定的政策环境,也能作为广义财政稳增长的重要补充,推动投资止跌回稳,是落实“全口径政府投资计划”的重要基础。

  当前我国财政收支仍面临较大压力,从收入端来看,结构性失衡仍然存在,传统产业增速放缓,土地出让收入持续低迷,收入增长缺乏持续动力,或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呈现低速增长态势,部分地方的财政增收难度更大。从支出端来看,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居民和企业加杠杆动力不足、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民生等重点领域加码成为确定性趋势,刚性压力也将随之凸显,难以满足大量基建项目的资本金和建设资金需求[5],对于债务的依赖或进一步加大,专项债新增限额持续保持高位。但专项债作为重要的积极财政工具,近年来也被赋予了更多使命,例如支持化债、拖欠款清偿、政府投资基金、存量房收购等,对于畅通地方资金循环、提升社会稳定性和信心而言有重要作用,而这也导致用于基建项目的规模有明显下降,根据中诚信国际研究院统计,考虑去年四季度盘活的50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结存限额后,2025年全年专项债用于基建项目的规模约为2.66万亿元,仍然低于2024年约4712亿元,2026年两会提及将单列并提升专项债用于项目建设额度,但也依旧强调了专项债对于置换隐性债务和消化政府拖欠账款的重要作用,基建领域或仍将面临较大的资金缺口,通过更大规模的政策性金融工具进行资金补充,有利于及时缓解基建项目的资金压力,尽快推动更多项目落地、形成实物工作量。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发力是近年来我国宏观调控的核心基调,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加强财政、金融、就业、产业等政策协同,深入挖掘政策结合点,创新实施工具”,而政策性金融工具正是财政与货币协同的重要载体,能够将两类政策的优势充分结合。在资金运作上,央行通过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提供PSL流动性支持,为政策性金融工具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来源;财政部通过给予贴息支持,降低项目综合融资成本,体现了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这种协同模式,能够精准将资金引导到国家战略支持的重点领域,实现“精准滴灌”的调控目标,契合当前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体质增效的需要。

  同时,相较于传统商业贷款和常规财政工具,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优势突出,兼具政策属性与市场运作特征,有利于精准引导资源配置并放大撬动效应。在支持基建投资方面,商业银行贷款受到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的制约,对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领域项目,以及养老托育、城市更新等民生基建项目这类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短期现金流不确定性高的项目,难以给予充足的资金支持;而政策性金融工具长期限、低成本、保本微利的特点,能够较好地适配这类项目的资金需求,既拉动当下投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产业结构向新质生产力方向优化升级,助力稳投资与调结构。而与财政工具相比,财政资金直接投入受到收支两端压力制约,而政策性金融工具由政策性银行自负盈亏、自担风险,不额外增加财政负担和地方债务压力,且相较于专项债更多用作项目配套融资,政策性金融工具全部用于项目资本金,带动投资能力相对更强,根据中诚信国际研究院统计,2025年各省专项债作资本金规模占新增专项债发行比例的均值为9.4%,对于投资拉动倍数大约2-3倍,低于过往实践中政策性金融工具10-14倍的撬动杠杆。

  2026年推出的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规模较上一轮扩容,在2025年投资偏弱的背景下,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改善投资预期,为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本轮工具预计将延续此前低成本、长期限、撬动效应强的特点,同时结合“十五五”发展方向与当前经济运行实际,在投向结构、运作模式等方面进一步优化调整,更好兼顾稳增长与调结构。

  从过往实践来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资金来源从早期的“定向发债+财政高额贴息”逐步向“央行PSL+政策性银行债+财政适度贴息”的多元模式演进,市场化筹资比例逐步提升。2015年专项建设基金首年投放8000亿元,资金主要依靠国开行、农发行向邮储银行等定向发行债券,财政给予90%的高额贴息,对财政资金依赖度较高;2022年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投放7399亿元,引入央行PSL提供流动性支持,搭配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发债和财政适度贴息,市场化筹资比例有所提升;2025年5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则延续“央行PSL+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发债+财政适度贴息”的成熟模式,三家政策性银行按5:3:2的比例分工投放,资金筹集的市场化和灵活性显著增强。预计本轮将延续过往成熟模式,资金来源主要为央行PSL、政策性金融债和财政贴息,考虑到市场化筹资模式日趋完善、2026年财政形势仍然严峻,财政贴息力度或基本持平。

  过往三轮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投向领域,经历了从传统基建为主到传统和新基建并重再到聚焦新质生产力的逐步转型,区域布局则始终向项目成熟、产业基础好的地区倾斜。在投向布局上,2015年主要投向棚改、“三农”建设、传统城市基建等五大传统领域,以完成基建补短板为核心目标;2022年除了对传统领域基础设施投资,还增加了5G、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2025年则重点投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消费基础设施,以及交通、能源、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城市更新等领域,其中,国开行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消费领域等投放980.2亿元,占比39.2%,农发行支持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消费等关键领域,投放金额1500亿元;进出口银行向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项目投放金额占比约40%,三家政策行整体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消费等重点领域投放金额超过50%。在“增强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增长动力”要求下,本轮或进一步聚焦于新质生产力、新型城镇化、人的全面发展等重点领域,结合“十五五”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或进一步增加向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绿色低碳、消费升级、城市升级改造等领域相关项目倾斜,并增加对于民间投资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的支持力度。

  在区域布局上,根据中诚信国际研究院统计,2022年政策性金融工具主要投向经济大省,两批金融工具向广东、浙江、山东、四川投放的规模相对较高,分别为1150亿元、654亿元、577亿元、563亿元;2025年,国开行向广东、浙江、四川、上海等12个经济大省投放1949.5亿元,农发行投放1087.23亿元,进出口银行投放近800亿元,整体占比约为78%。预计本轮将继续向投资项目准备充分、资金用得好的地方倾斜,尤其以社会资本更为活跃的经济大省为主,以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更好地支持项目投资。

  从过往实践来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期限始终保持长期化特征,成本则通过财政贴息、央行低息支持持续维持低位,有效匹配基建项目和重大产业项目投资周期长、收益慢的特点。2015年专项建设基金期限为5-10年,中央财政90%贴息后项目单位名义年利率仅1.2%;2022年工具期限至20年,央行贴息2%后实际融资成本降至1%左右;2025年工具期限保持15-20年,延续低成本优势,且根据项目类型灵活调整期限,更好适配不同领域项目需求。本轮政策性金融工具或延续长期限、低成本的核心优势:期限上,在维持长期限的基础上更加灵活以适配不同项目需求,例如在过往15-20年期限的基础上,对投资周期更长的新质生产力领域项目,如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半导体等核心技术攻关项目,期限将进一步拉长至20年以上,而民生基建、交通物流等领域项目则保持15-20年期限;资金成本上,低利率趋势下成本仍有下降空间,2026年初央行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0.25个百分点,PSL利率降至1.75%,适度宽松基调下年内降准降息仍有空间,结合过往经验,政策性金融债利率与市场利率相关度较高,或跟随进一步下降,因此,本轮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成本或降低0.25-0.5个百分点,有望进一步推动项目成本下降。

  在前三轮基础上,本轮8000亿元工具将继续带动银行贷款等社会资本,并引导更多资金流入重点建设项目。例如针对新质生产力领域的项目,政策性银行在提供资本金支持的同时,可以通过联动旗下产业基金对项目进行股权投资,同时引导商业银行提供配套贷款,通过投贷联动进一步提升撬动效率;部分地区如湛江还通过政策性金融工具+专项债+政策性贷款+商业贷款+担保的多元融资模式,以17.03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撬动853.10亿元银行授信,资金撬动效应高达50倍,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投资。从理论测算看,在2019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等文件要求下,基建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大多为20%-30%,实际操作中部分项目如专项债项目资本金比例大约在40%左右[5],结合文件要求资本金中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占比上限50%估算,至少能带动4-8万亿基建投资。若参考前两轮10-14倍左右杠杆,本轮政策性金融工具有望带动8-11.2万亿元的总投资,成为稳投资的重要引擎。

  在实际发放时,三家政策性银行分工明确,2022年第一批3000亿金融工具中,国开行投放了2100亿,农发行投放了900亿元,国开行投放额度占70%;2025年,国家开发银行投放了2500亿元、农发行投放了1500亿元、进出口银行投放了1000亿元,国开行占比50%。整体看,国开行投放金额占比较大,本轮政策性金融工具或将延续这一特征,从投向重点看,国开行重点支持制造业、新型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农发行聚焦农村领域、粮食能源安全相关基础设施,进出口银行侧重外贸项目及跨境基建,确保资金精准对接不同领域的政策需求。参考历史投放速度,政策性金融工具/专项建设基金基本可在1个月内完成设立基金到投放的全流程,资金从申报到落地开工通常不超过3个月,本轮或将延续这一速度,保障资金能够迅速注入基建项目,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推动投资增长。

  政策性金融工具的实际效果往往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在实践过程中通常会面临优质项目储备不足、社会资本参与意愿不足、资金管理及跨部门协同不足等难点。2026年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规模更大、投向更精,要充分发挥其政策效应,必须针对性破解上述三个“不足”,从项目筛选、资金管理、激励机制等方面精准施策,推动工具落地见效、资金用足用好。

  优质项目储备不足,这也是当前大部分政府投资落地中面临的核心症结和现实挑战,部分地方为争取政策性资金,存在项目申报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部分项目缺乏完善的可行性研究,环评、用地审批等前期工作滞后。同时,新质生产力领域的项目评估体系尚未完善,对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项目收益自平衡能力难以精准评估,部分项目因收益不确定性高,难以纳入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支持范围。

  社会资本参与意愿不足,基础设施项目和新质生产力领域项目普遍具有公益性强、商业盈利能力弱、投资回报周期长的特点,民间资本因担心收益风险,参与意愿不足。同时,商业银行受风险偏好和信贷考核的影响,对部分收益偏低的项目配套融资积极性不高,导致政策性资金投放后,配套资金难以及时跟进,项目建设进度受影响。此外,部分项目的激励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若难以有效兼顾社会资本的收益需求,也会进一步降低社会资本的参与积极性。

  资金管理机制和跨部门协同不足,部分地方政府对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运作模式不熟悉,缺乏专业的项目管理和投融资人才,缺乏完善的资金监管体系,资金落地进度较慢,资金使用效率偏低,甚至存在资金闲置的问题。虽然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但部分地方仍存在变相挪用资金的风险,违背了工具的政策初衷。此外,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发改、财政、金融监管等部门缺乏协同,导致资金投放、使用、监管的全流程管理存在漏洞。

  第一,强化项目储备与前期工作,提升项目质量,避免资金沉淀。严格项目审批,保证项目领域属于国家重点领域以及“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的重大项目,对于新质生产力领域,完善项目的评估体系,结合行业特点制定差异化的收益评估标准,并加快项目前期工作,地方政府牵头推进环评、用地、规划等审批流程,缩短审批周期,确保项目在资金投放后能够及时开工建设。此外,可探索建立区域间项目合作与帮扶机制,鼓励经济大省与中西部省份开展项目合作,通过产业转移、项目共建等方式,带动中西部省份的项目储备和建设,同时推动政策性资金向中西部省份的优质项目倾斜,缩小区域间政策效应差距。

  第二,完善激励机制,增强社会资本敢投、愿投信心,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投资。一方面,强化商业银行的配套融资支持,央行通过降准、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的配套贷款投放,适度放宽对项目的信贷考核标准,优化贷款期限,实现政策性资金与商业信贷的有效联动。另一方面,发挥政府引导协调作用,强化偿还保障,对新基建领域短期收益偏低但长期发展潜力大的项目,以及城市更新、民生保障等公益性较强的项目,可以采用政府补贴结合市场化运营的收益平衡模式;各地还可探索通过设立风险补偿基金、探索REITs盘活资产方式,为社会资本参与的项目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偿还保障,缓解社会资本的风险顾虑,提升参与积极性。此外,还可适当鼓励产业基金、保险资金等各类长期资本参与项目投资,完善相应的激励考核机制,如新基建领域可鼓励产业基金适度参与,放大投资带动链条,但要避免重复建设削减政策效能。

  第三,优化资金管理,健全全流程监管体系,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一是建立专款专用、闭环管理的资金监管机制,政策性银行与地方财政、金融监管部门协同,对资金的投放、使用、回款进行全流程监控,确保资金全部用于项目资本金补充,杜绝挪用、闲置等问题。二是推行资金投放与项目建设进度挂钩的机制,根据项目的开工进度、建设进度分批次投放资金,避免资金一次性投放后闲置,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三是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平台,整合发改、财政、金融监管、政策性银行、项目单位的信息,实现项目申报、审批、资金投放、建设进度、收益情况的实时共享,提升资金管理的精细化水平。此外,针对部分省份和基层政府,可开展政策性金融工具运作模式的专项培训,提升地方政府的项目申报、对接、管理能力,让地方政府熟悉工具的运作流程和项目筛选标准。

  [1]详见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报告《2023年政策性金融工具如何助力基建?》,2023年3月17日。

  [2]详见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报告《5000亿政策性金融工具落地,有望拉动2-5万亿基建投资》,2025年9月30日。

  [3]2个“5000亿”分别为5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50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盘活。

  [4]参考此前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报告《全国两会精神学习系列之二:关注积极财政五大亮点》,2026年3月5日。

  [5]参考此前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报告《前瞻2026年全国两会:积极财政如何发力?》,2026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