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状与前景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促进本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机会。东亚国家应适应时代潮流,加强本地区的经济合作,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东亚经济合作先后在《清迈倡议》(CMI)、政策评估与对话机制(EPRD)和亚洲债券共同债券市场(1)建设三个方面展开。但是,由于东亚各国政治、经济制度各异,民族、宗教多样,文化历史背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同时受到区外大国势力的影响,没有现成的合作机制和模式可以模仿和参照,东亚在经济一体化依然困难重重。 一、 亚经合组织的理论基础 (一) 关税同盟理论 早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的关税同盟理论模型,维纳在其代表作《关税同盟问题》中首次提出了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贸易创造效应是指由经济一体化引起的,产品的来源地由资源耗费较高的本国生产者转向资源耗费较低的成员国生产者,这种转移体现了经济开始走向自由贸易来配置资源,有可能利于福利水平的增长;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经济一体化引起的,产品的来源地由资源耗费较低的非成员国生产者转向资源耗费较高的成员国生产者,这种转移背离了自由贸易的资源配置,有可能带来福利水平的降低,因此成员国形成关税同盟后的净福利效应取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差额。 其后关税同盟理论得到了不断完善和发展。(1)利普赛(R.G.Lipsey)提出了可替代性商品关税同盟理论,他指出在雅各布·维纳的理论中基本假定进出口商品彼此独立,不可替代,但在现实国际贸易中商品是存在替代效应的,如果商品间有替代性,则贸易转移也可能增加福利。(2)米德d)、瑞泽曼(Riezman)的关税同盟理论认为早期模型过于简单化,形成关税同盟后一国出口必须是另一国的进口,贸易模式的非对称性使得模型与现实距离遥远,不利于分析较为复杂的实际贸易情况。但是,从3x2模型过渡到3x3模型,使关税同盟理论更加接近于世界贸易发生的实际情况。(3)科登(Corden)的规模经济关税同盟理论认为高效率成员体在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后,其低成本产品大量进入一体化内部市场,贸易量增加带来的生产扩大会使高效率成员体的边际生产成本递减,这种现象被科登称为“成本降低效应”。(4)巴(Balassa)等人对政策一体化理论的探索,试图探索如何通过一体化成员间政策的协调,使各成员体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 关税同盟理论并不能代替经济一体化理论,因为经济一体化还存在货币同盟、共同市场等高级形式,它们涉及到的政策协调、要素流动等内容是关税同盟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关税同盟理论存在以下缺陷:(1)偏于静态分析,缺少定量分析,尤其对技术条件变化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和变化涉及不多。(2)关税同盟理论研究了关税同盟在贸易方面带来的各种利益,但却无法说明这些利益对促进经济增长和人均生活水平有多大的作用。成关税同盟是否具有经济合理性,这一理论并不能做出肯定的答案。(3)适应范围受到限制,它仅适用于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一体化组织。若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之间建立关税同盟,因为关税同盟的贸易转移效应,就会使发展中国家把原来从同盟外非成员国的低成本生产的产品进口转换为从成员国高成本产品的进口,不仅减少本国的福利,也降低了资源在全球范围有效配置的效率,使整个世界的福利水平降低。 (二) 现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新发展 1.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理论 2. 产品交换政策 在20世纪80年代,规模经济论点已经被日益增多的和不完全竞争下的国际贸易新模型联系在一起,其研究大量来自产业经济。人们以前认为贸易自由化能替代竞争政策,这种观点一度很流行,然而史密斯维纳布斯(SmithVenables,1988)认为类似跨国界的产品交换不会发生,用这种方法消除产业内贸易障碍的收益通常是适度的,被迫降低的国内价格和增加的联盟内出口价格导致损失甚于更多的联盟内贸易。虽然如此,依然有对竞争政策的需求,那就是最终或中间消费者感到产品有相当不同的交易。竞争政策必须补偿在同盟水平的经济一体化以阻止垄断力量(海因Hine,1985;萨皮尔Sapir,1991)。竞争政策好于贸易政策的优点在于它是基于规则的,而不是基于判断力。卡普(Karp,1991)等在引入了收益递增的模型中,考察了欧共体的建立对制造业的影响,结果发现一体化所带来的收益约为GDP的1%。因此,和固定的规模收益的世界相比,面对规模经济,经济一体化可能导致的不仅是更矛盾的成员体和非成员体间的关系,而且也有可能导致成员体间更加的摩擦,除非后者在他们中间或者和其他的战略行动者时扮演一个合作博弈角色。 二、 东南亚经济合作的基础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东亚就出现过“太平洋共同体”的呼声,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甚至提出过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设想。但是东亚经济区域化进展非常缓慢,直到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才真正使东亚国家(地区)认识到区域内相互合作的重要性。目前,东亚地区经过多个阶段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了多层次的合作机制。 (一) “雁行模式”的概念由来 东亚经济圈的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著名经济学家赤松要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雁行产业发展理论”,此理论得到了日本及其他东亚国家学者的认同,他们用“雁行模式”理论来解释东亚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过程,即日本为东亚地区产业发展的领头雁,亚洲“四小龙”处于中间,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尾随其后的产业分工发展模式。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雁行模式的引导下,日本采取贸易、投资和货币“三位一体”的战术来发挥领头雁的作用,日本作为领头雁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市场吸收、资金技术的供应和传统产业的转移,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依次传递给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促进了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亚洲“四小龙”是雁翼,是雁阵中的承接者,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们积极利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市场来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又将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身处雁尾的东盟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带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通过不断增强的贸易和投资联系,东亚地区已形成了以市场驱动为特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个以日本为核心的非制度性经济圈在推动东亚经济发展上功不可没,它促进了东亚区域内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的转换和,使得“雁行模式”与“东亚奇迹”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但是“雁行模式”在发展中遇到了动态变化中的不适应,东亚地区传统“雁行发展模式”弊端开始显露。“雁行模式”的基础是各国产业梯度差的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头雁作用减弱,亚洲“四小龙”作用加强,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及产业结构的升级,打乱了严格意义上的“雁行模式”的分工排序,梯度差正日益缩小,尤其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开始摆脱逐级跟进的模式,跳跃性的进入知识密集型产业,原有的产业转移链被切断。这就需要寻求新的合作模式来促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二) apec早期合作期1994-2001年 基于地区经济合作的呼声越来越高需要,作为亚太地区第一个官方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于1989年式成立,该组织虽不具约束性,但决非一般的国际性论坛,它是通过成员自愿行动来进行的一种新型的区域合作形态,突破了之前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非官方的局限性,实现了真正跨越式的发展。 APEC具有准制度性经济一体化特点,是迈向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一步。美国反对“马哈蒂尔主张”(3),反过来提出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新APEC构想。1993年11月的第一次峰会(西雅图会议)提出了“构建亚洲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1994年的《茂物宣言》提出了地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长远计划,宣布“不迟于2020年在亚太地区实现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这一目标”。为了实现该目标,1995年大阪会议又发表了《大阪行动议程》。根据上述议程,1996年批准了包括各国具体自由计划在内的《APEC马尼拉行动计划》。2001年APEC上海会议通过了《上海共识》,鼓励一些成员率先提出并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具体行动,鼓励其他成员在条件成熟时加入。但由于APEC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无所作为,1998年吉隆坡会议没能通过部门早期自由化计划,APEC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受到严重的挫折而陷入困境。尽管在这一时期APEC成为区域内的主要经济论坛,但它并未能实现成员国的大多数期望。 APEC最主要的问题是它成长得太快,没有巩固其核心目标,并且各成员国在APEC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上差异太大。进入21世纪以来,APEC的主要任务又加进了稳定金融秩序和打击国际等新议题,从而使得APEC已经基本上失去了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功能。APEC经验的教训是:它们不应该期望APEC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并且应该建立聚合较小成员国利益的补充性论坛。但APEC孵化了亚洲的区域合作:它通过很多会议和项目使区域内的政府和企业结合在一起,使它们意识到共同的问题之所在、合作应采取的新措施以及不同的优先次序,所有的这些经验都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做好了铺垫工作。 (三) 东亚“10+3”合作框架的制度建设 推动东亚合作的加速器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各国认识到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应对国际投机基金的冲击。因此该年12月东盟与中日韩在吉隆坡召开首届东亚峰会,之后东亚领导人峰会就成为一种惯例,从非正式到正式,逐渐走向制度化,形成了东亚“10+3”合作框架,而今已发展成领导人会议、部长会议和高官会议一整套机制。 现在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是四个轮子一起运转,共同推进:第一个轮子是“10”,即东盟的发展和合作;第二轮子是东盟分别与中日韩的双边对线”,即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协商合作;第四个轮子是“10+3”,即整个东亚范围的对话与合作。总体说来,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是由一系列的双边或多变协议共同构成和推动的,并形成一种纵横交错的自由贸易网络,虽然存在一些阻碍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因素,但在整体上推动着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并将探索出该区域新的一体化模式。 (四) 次区域合作发展模式 目前,东亚地区其他次区域合作也十分活跃,如中国、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发合作;泛北部湾经济区合作;中朝俄正在进行的图们江流域开发计划;新—柔—廖成长三角的经济合作;中国内部的珠—港—澳地区、CEPA等次区域经济合作计划,以及为数众多的双边自由贸易区(FTA)等等。这些发生在两个或多个国家和地区内部,主要是通过地缘关系和生产要素及市场的互补关系而设置的经济合作区,推进了生产要素的流动,降低了对外经济贸易合作的交易费用,逐步实现了由地区层面的合作向国家层面合作的升级。东亚地区内部这种独具特色的次区域或次次区域的经济合作,为更大规模的东亚经济合作奠定了规则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基础。总的来说,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是由一系列的双边或多变协议共同构成和推动的,并形成一种纵横交错的自由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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