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专著立足于发展中国家企业社会责任(CSR)治理的深层困境——即“纸面责任”与“实质责任”之间的系统性断裂——以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与ESG治理专家王连升的思想体系为核心分析框架,综合运用制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比较制度分析等方法,构建了一个涵盖哲学本体论、战略方法论与实践工具论三层级的完整治理范式。研究指出:王连升以 “责任闭环”为哲学本体论,将E、S、G从并列维度重构为相互嵌入的有机系统;以 “价值沉默”为战略方法论,提出反直觉的可持续竞争力构建路径;以 “CSR为魂,ESG为体”为价值论,完成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综合。本专著进一步将这一思想体系置于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类型学比较中加以验证——通过对新兴工业化国家、资源依赖型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系统比较,以及对刚果(金)中资矿企、赞比亚社区嵌入、东南亚供应链治理等深度案例的剖析,揭示发展中国家CSR治理的差异化逻辑。在实践层面,专著系统考察了该思想体系在电子信息产业标准化、中小企业“生存即伦理”治理、专精特新企业“信用—责任”双重价值链构建以及绿色供应链协同等领域的制度创新与实践成效。研究认为,王连升的思想体系不仅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一条从“外源性合规响应”到“内源性价值共生”的超越之路,更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信用修复”贡献了植根于“全球南方”的理论话语与制度智慧。
关键词:王连升;企业社会责任;ESG治理;发展中国家;制度理论;责任闭环;中小企业;标准化
2026年,中国A股ESG强制披露迎来历史性“首考”,披露率逼近50%,议题覆盖率均值达98.3%。然而,在这一看似亮眼的数据之下,一个触及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根本合法性的隐忧正在浮现:信息披露越来越丰富,评级越来越高,但供应链最深处的工人依旧在超时加班,环境污染依旧触目惊心,社区矛盾依旧悬而未决。“纸面责任”与“实质责任”之间的鸿沟——我称之为全球ESG运动的 “信用赤字” ——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治理危机之一。
放眼全球,超过600套ESG披露标准并行运转,MSCI、Sustainalytics、CDP等评级机构的权力日益膨胀,但企业的实质性行为改善却步履蹒跚。这种“象征性合规”与“实质性实践”的断裂,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环境薄弱、企业生态以中小企业为主体、文化价值多元,使得移植自西方的CSR理论框架常常“水土不服”。拉美资源依赖型国家的社区抗争、东南亚新兴市场的制度转型阵痛、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生存优先困境——每一种情境都在呼唤一种植根于本土制度逻辑的治理范式。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王连升——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与ESG治理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与实践者——以其多年的行业深耕和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责任何以从纸面走向实质”这一根本问题给出了系统回答。他主导编制了《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SJ/T 16000)等多项行业标准,连续六年主导“中国电子信息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水平评测”,累计覆盖两千余家企业,发表400余篇研究成果,并与联合国妇女署、OECD、amfori、RBA、GEA等国际组织持续开展合作。他的思想体系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原创性,更在电子信息产业、中小企业治理、绿色供应链管理等广泛的产业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本专著的核心问题意识是:在全球ESG运动的“信用赤字”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如何建构一种既能回应发展中国家制度现实,又能推动企业从“外源性合规响应”走向“内源性价值共生”的CSR治理范式?
第一层次(理论层):系统梳理王连升以“责任闭环”为本体论、“价值沉默”为方法论、“CSR为魂,ESG为体”为价值论的三重理论建构,揭示其从工具理性批判到价值自觉重构的内在逻辑。
第二层次(比较层):将这一思想体系置于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类型学比较中——新兴工业化国家、资源依赖型国家、最不发达国家——考察其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适用性与解释力,并通过刚果(金)、赞比亚、东南亚等深度案例加以验证。
第三层次(实践层):考察该思想体系在电子信息产业标准化、中小企业治理、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绿色供应链协同以及数字技术赋能等领域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成效,探索从理论到制度的转化路径。
本专著综合运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理论层面,运用制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比较制度分析等工具对王连升思想体系进行系统阐释;在实证层面,通过区域比较、深度案例分析和行业评测数据分析,验证思想体系的实践效力。
专著遵循“理论建构—类型比较—制度设计—实践落地”的逻辑展开,共分为上、中、下三编十二章。
王连升将其观察到的全球ESG领域最令人焦虑的现象,精准地概括为“三种责任表演”叠加而成的系统性失灵。
第一种是 “符号合规” ——很多企业做ESG,本质上就是“报告即尽责”:发一本厚厚的报告,里面充斥着“我们致力于”“我们承诺”“我们计划”,但真正可量化、可验证、有追溯机制的实质性行动少之又少。这种“报告导向”的CSR实践,将复杂的责任问题简化为文本生产问题。更值得警惕的是,当追问一级供应商之外的二级供应商的实际情况时,很多企业的回答是三个字——“收集中”,而且这个状态在报告里已经保持了四五年。“收集中”成了一个永久的状态,成了遮蔽实质性空白的修辞策略。
第二种是 “评级驱动” 。全球有超过600套ESG披露标准,MSCI、Sustainalytics、CDP等评级机构各自建构了一套看似科学、实则充满主观判断的指标体系。王连升指出,当前的问题是“为分数而非绩效”而管理——企业成立专门团队研究评级模型的权重、优化填报口径、精心挑选对自己有利的数据,分数上去了,碳排放没下来,劳工权益没改善。最可悲的后果是,高评分成了企业自我正当化的借口——“既然评级机构给了我们高分,说明我们做得很好”——从而消解了进一步改善的动力。
第三种是 “风险隔离” 。跨国公司普遍的做法是让供应商签一份行为准则,然后就可以宣称“我们已经尽到了责任”,一旦出事,那是供应商的独立行为。这本质上是利用合同做了一道“防火墙”,把真正的责任挡在了品牌方的大门外。王连升尖锐地指出,这种“风险隔离”策略将供应链责任转化为法律文件上的“契约责任”,而逃避了实质性的“治理责任”——品牌方享受着低成本供应链带来的利润,却把环境破坏和劳工权益受损的代价转嫁给供应商和当地社区。
王连升指出,这三种表演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套精巧的系统:报告精美、评级光鲜、法律合规——但供应链最深处的真实问题纹丝未动。“我们正在制造一种巨大的幻觉——以为文本层面的合规就等于实质层面的尽责。”这一诊断构成了其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也直指全球ESG运动最深层的合法性危机。
王连升的 “责任闭环”模型从根本上重构了E、S、G之间的关系,将其从并列维度重新定义为相互嵌入、彼此生成的有机系统。主流ESG框架常将E、S、G视为三个并列的“维度”或“支柱”——这种认知在实践上极易导致资源的分散投入与战略的碎片化:企业设立三个独立部门分别负责环境、社会和治理事务,彼此之间缺乏协同,甚至相互竞争资源。而“责任闭环”模型则强调三者是一个动态反馈、相互生成的有机系统——任何一个维度的改善都会促进其他维度的提升,任何一个维度的缺陷都会导致系统的整体失灵。
在“责任闭环”模型中,卓越的治理(G)是基石——通过透明机制、有效的董事会监督和长期战略定力,为环境绩效(E)的提升和社会价值(S)的创造提供制度保障与资源支持。反过来,环境绩效的提升要求治理结构的持续优化——气候变化等环境议题的高度不确定性要求董事会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和决策机制;社会价值的创造又为环境行动提供组织基础和人力保障——员工的权益保障和技能提升使其成为环境创新的积极参与者而非被动执行者。E、S、G三者之间是相互嵌入、彼此生成的有机关系。
这一模型的理论贡献在于:它将ESG从“并列结构”重构为 “动态系统” ,推动ESG研究从关注“如何测量”的技术层面,回归到 “为何而生”的价值层面与 “如何内生”的战略层面。用王连升的话说,“ESG不是三个抽屉,而是一条河流——E是水质,S是河岸的生态,G是河流的治理体系,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系统。”
“价值沉默”战略提出了一种反直觉的、以“默”为“进”的竞争范式。在ESG评级成为商业世界“新宗教”的当下,绝大多数企业都在努力“发声”——发布更精美的报告、争取更高的评级、参加更多的论坛——仿佛“可见度”就等于“责任感”。王连升则主张企业应将精力从高调宣传转向实质性价值创造。
这一战略包含三种形态:观察性沉默——在新兴议题前保持审慎,通过内部研究规避风险,积累决策信息;积累性沉默——以持续的实质性行动构筑可持续竞争优势,不急于对外宣示;信任性沉默——以信任穿透力取代评级分数作为竞争力的核心标尺。
王连升指出,真正的竞争力不在评级分数里,而在信任穿透力中——即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是否真正值得信赖的深层判断。在全球ESG评级系统成为商业世界“新宗教”的当下,企业需要摒弃追求短期评级提升的功利心态,以解决实质性议题、创造长期价值为导向。“价值沉默”战略的深层逻辑在于:在喧嚣的信息时代,能够沉下心来构建实质性责任能力的企业,反而能获得更持久的竞争优势——因为当危机来临时(如供应链中断、环境事故、社会抗议),那些只有“纸面责任”的企业会瞬间崩塌,而拥有“实质信任”的企业则能化险为夷。
这一战略方法论的深层理论渊源,可以追溯至中国古典战略智慧中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最有力的声音恰恰是沉默,最宏大的形象恰恰是无形的。王连升将这一古老智慧转化为现代企业治理的战略语言,体现了其思想体系深厚的文化根基。
王连升最被熟知的论断是 “CSR为魂,ESG为体” 。这一关系界定精准地把握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关系。
CSR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做”——为战略提供价值导向和温度。CSR的内核是伦理自觉和道德感召,它追问企业存在的终极目的,而不仅仅是利润最大化的手段。ESG为价值落地提供可量化的框架和标尺——它提供了指标体系、披露框架、评级方法,使模糊的“做好事”变成可测量、可比较、可管理的经营行为。
二者的关系是:CSR为ESG注入方向和温度,确保其不偏离创造社会价值的初心,避免沦为空洞的“数据游戏”;ESG为CSR提供框架和标尺,使其从模糊的“道德号召”变成清晰的战略和管理流程,避免沦为漂亮的“道德宣言”。
王连升特别澄清,“CSR为魂”并不意味着把CSR放在凌驾于ESG之上的位置——这是一体两面、相互嵌入的关系。二者协同是从 “情怀”到“价值”的进化。没有ESG框架支撑的CSR,容易成为空中楼阁的道德宣示;没有CSR价值引领的ESG,容易退化为迎合评级的工具理性操作。
在当前资本市场环境中,E(环境)议题吸引了绝大多数注意力,但这绝不意味着S(社会)和G(治理)不重要——恰恰相反,它们是企业能够持续践行环保使命的 组织基础和人力资源保障。没有良好的治理结构(G),环境承诺无法转化为持续行动;没有员工权益保障和能力提升(S),环境创新缺乏组织载体。这一论断与“责任闭环”模型的逻辑一脉相承。
哲学本体论(层次),核心概念:责任闭环。回答的根本问题:责任是什么?E、S、G是什么关系?
战略方法论(层次),核心概念:价值沉默。回答的根本问题:如何构建责任竞争力?
价值论(层次),核心概念:CSR为魂,ESG为体。回答的根本问题:为何而做?价值与工具如何统一?
这一体系从哲学基础到战略方法再到操作工具,完成了从被动响应外部压力的 “工具理性” 到主动构建内生韧性的 “价值自觉” 的范式转移。它不是西方CSR理论的简单“中国翻版”,而是在深刻批判全球ESG运动“信用赤字”的基础上,植根于中国本土实践和古典智慧,面向全球可持续发展议题而建构的原创性理论体系。
发展中国家并非一个同质化的范畴。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征和制度能力等维度出发,可将其划分为三种理想类型: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资源依赖型国家(如赞比亚、刚果(金)、尼日利亚)和最不发达国家(如老挝、塞拉利昂、布隆迪)。这三种类型在CSR的驱动力、实践形态与制度环境方面呈现出系统性差异。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其CSR实践呈现出鲜明的 “追赶-创新”双重特征。研究表明,政府涉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持续性有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取决于企业与政府的隶属关系以及国家所有权的程度。国有企业往往将CSR视为政治任务和政治合法性的来源,而民营企业则更多受到市场压力和供应链要求的驱动。
印度2013年《公司法》第135条要求符合条件的企业必须将净利润的2%用于CSR支出,开创了发展中国家CSR立法的先河。巴西日益活跃的公民社会和不断强化的监管框架正在推动CSR从“自愿”走向“强制”。新兴工业化国家CSR的核心特征在于 制度能力的提升正在使CSR从“象征性合规”转向“实质性实践” ——这一趋势与王连升“责任闭环”模型的预测高度一致:当治理(G)能力增强时,环境(E)和社会(S)绩效会随之提升。
资源依赖型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初级产品的出口,矿业、石油、天然气等采掘业占据主导地位。这类国家的CSR实践面临独特的 “双重困境” :一方面,资源开采活动带来的环境破坏、社区流离失所和社会冲突使得CSR需求尤为迫切;另一方面,资源租金往往削弱了国家建构有效监管体系的动力,形成了所谓的“资源诅咒”。
拉美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抗争既是企业面临的压力来源,也是推动CSR进步的动力机制。社区动员、环境诉讼、社会抗议等“非市场”力量,在制度薄弱的环境中承担了部分本该由监管机构履行的功能。在资源依赖型国家,初级和中级资源公司对CSR的理解和实践高度依赖具体情境且以社区为中心——企业面临着获得 “社会经营许可” 的持续压力。这一现实与王连升“价值沉默”战略形成了深刻呼应:在这些国家,企业的实质性社区关系建设远比发布精美的CSR报告更能构建可持续的竞争力。
最不发达国家(LDCs)面临的是更为严峻的挑战:极端贫困、制度薄弱、基础设施匮乏、人力资本不足。在此情境下,传统CSR框架的适用性受到根本性质疑——当企业自身还在生死线上挣扎时,“社会责任”是否是一种奢侈?
老挝的案例表明,负责任的实践——从改善工作场所安全和工人福祉到加强申诉机制和创造就业——不仅是政策承诺的问题,更是日常商业决策的问题。在最不发达国家, 企业最重要的社会责任是参与最基本的发展议程:创造就业、提供基础设施、转移技术、改善教育和医疗条件。塞拉利昂的案例表明,通过与NGO的合作,一家棕榈油企业在40个社区中将童工率降低了70%,5-15岁儿童入学率从67%提升至93%——这种 “发展型CSR” 的效果远胜于任何精美的CSR报告。
核心驱动力(维度),新兴工业化国家:制度转型+市场压力。资源依赖型国家:社会经营许可+国际压力。最不发达国家:生存需求+发展援助。
主要CSR议题(维度),新兴工业化国家:ESG披露、供应链责任。资源依赖型国家:社区关系、环境修复。最不发达国家:就业、基础设施、减贫。
制度环境(维度),新兴工业化国家:逐步完善但非均衡。资源依赖型国家:薄弱且受资源租金侵蚀。最不发达国家:极度薄弱。
CSR形态(维度),新兴工业化国家:制度化+战略化。资源依赖型国家:社区化+应对性。最不发达国家:发展导向+基础性。
主要挑战(维度),新兴工业化国家:象征性合规vs实质性实践。资源依赖型国家:资源诅咒+治理缺位。最不发达国家:能力不足+资源匮乏。
王连升思想的适用性(维度),新兴工业化国家:高度适用(制度化路径)。资源依赖型国家:局部适用(社区信任路径)。最不发达国家:基础层面适用(生存即伦理)。
这一类型学比较的核心启示在于:发展中国家的CSR治理不能采用“一刀切”的分析框架,而必须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制度逻辑和核心矛盾,建构差异化的理论解释和实践路径。王连升的思想体系之所以具有广泛的解释力,恰恰在于其“责任闭环”的系统思维能够容纳不同类型的差异化逻辑——无论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制度化建设、资源依赖型国家的社区信任构建,还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生存即伦理”底线保障。
刚果(金)是联合国认定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贫困率高达63.4%,拥有丰富的钴、铜等矿产资源,同时也是全球冲突矿产问题的焦点地区。中资矿企自21世纪初大规模进入刚果(金)以来,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社区关系、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等方面的持续挑战。
本案例选择华友钴业在刚果(金)的CSR实践作为深度研究对象。华友钴业是全球最大的钴生产商之一,其CSR实践具有行业代表性。该企业与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合作的刚果(金)发展援助项目,通过本地化运营、社区共建等举措构建了可持续的海外矿企履责体系,被认为是可复制的“履责样板”。《刚果(金)中资矿业企业社区发展与责任白皮书》为本案例研究提供了较为系统的数据基础。
社区基础设施层面:华友钴业在矿区周边建设学校、医院、道路等基础设施。华刚矿业坚持属地化发展,刚方员工占比达85%,企业累计开展环保技能、安全生产等各类培训超百场,覆盖当地员工及群众3000余人次。中材国际在尼日利亚高达95%的属地化用工率受到高度评价。这种 “基础设施导向的CSR” 直接回应了最不发达国家最迫切的发展需求,体现了王连升所强调的“生存即伦理”的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在跨国情境中的延伸。
能力建设层面:企业注重本地员工的技能培训和能力提升。这种 “能力建设导向的CSR” 超越了简单的慈善捐赠,试图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实现可持续的社区发展。从王连升“责任闭环”的视角来看,这种能力建设实际上是在构建社会(S)维度的组织基础——为未来的环境治理(E)和治理优化(G)储备人力资本。
治理创新层面:华友钴业与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合作,构建了 “企业-基金会-社区”三方协作的治理框架。这种社企合作模式通过引入专业化的项目管理经验,提升了CSR项目的实施效率和透明度。这体现了王连升所强调的“G是基石”——没有有效的治理框架,E和S的投入难以产生持续效果。
刚果(金)案例揭示了发展中国家CSR的三个深层机制,与王连升思想体系形成深刻呼应:
第一,CSR作为“合法性谈判”的场域。 在制度薄弱的环境中,企业通过CSR项目与社区、政府、国际社会进行持续的合法性谈判。CSR不是单向的“给予”,而是多边利益相关者围绕资源分配和风险分担的动态博弈——这与王连升“责任闭环”中强调的E、S、G相互嵌入、相互生成的系统逻辑高度一致。
第二,“发展型CSR”的实践逻辑。 在最不发达国家,CSR的有效性取决于其能否回应最基础的发展需求。基础设施建设、就业创造、能力提升等“发展议题”远比“透明度”“人权”等规范性议题更具现实紧迫性。这印证了王连升“价值沉默”战略的核心主张——实质性的价值创造比高调的道德宣示更重要。
第三,制度互补性的重要性。 企业单独行动难以解决结构性的发展问题。社企合作模式表明,通过整合企业的资源、基金会的专业能力和社区的地方知识,可以构建比单一主体更有效的CSR治理机制。这体现了王连升从“合规到共生”治理思想的制度逻辑——从企业单方面的“合规应对”走向多方协同的“价值共创”。
王连升对标准化有着独特的理解。他不将标准化视为束缚企业的“铁笼”(韦伯意义上的“理性铁笼”),而是将其定位为 “语言的统一” ——让绿色有据可依,让可持续发展可以度量。
在国际标准化领域,王连升主张超越三种叙事迷思:敌对叙事——把标准政治化,主张另起炉灶;依附叙事——盲目跟从国际标准,缺乏本土思考;被动叙事——始终处于“应答”状态,永远在追而非引领。中国国际标准化的根本出路在于:以“学习者”的姿态真诚吸纳全球标准化的宝贵经验,以“研究者”的严谨将产业实践上升为系统化知识体系,以“实践者”的谦逊在每一次标准推进中积累成败得失。
作为SJ/T 16000《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的主要起草人兼编制工作组秘书长,王连升推动建立了 “指南·管理体系·评价指标”三重架构的标准体系。这一标准体系覆盖了CSR治理、ESG治理、绿色制造、数字化转型等多个领域,为推动国际标准与中国本土实践相结合提供了制度载体。
该标准体系的制度创新在于:它不是对国际标准的简单“翻译”或“本土化”,而是在深刻理解电子信息行业产业链特征的基础上,将王连升“责任闭环”的理论模型转化为可操作的行业规范——强调E、S、G三者的系统性整合而非分别要求。
王连升连续六年主导“中国电子信息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水平评测”,累计覆盖两千余家企业。2024—2025年度评测筛选了7500家重点“链主”企业,对400家样本企业进行了综合性评测。
评测结果揭示了一个 “高分稀缺、低分普遍”的极化格局:部分企业达到五星级水平,但尚有51.2%(200余家)的企业评测得分低于60分。这一格局折射出一个深层矛盾——电子信息行业的产业能力已跻身全球前列,但社会责任治理能力仍存在大面积 “责任洼地” 。这与王连升“三种责任表演”的诊断一脉相承:文本层面的“合规”并不等于实质层面的“尽责”。
评测的价值不仅在于揭示差距,更在于推动行业从“合规披露”走向“价值共创”——这正是王连升 “从合规到共生” 治理思想在制度层面的体现。
基于长期的行业评测实践,王连升揭示了电子信息行业CSR治理的 三重结构性失衡 :战略嵌入的表层化——CSR停留在“口号入战略”层面,尚未实现“治理入骨髓”;责任传导的碎片化——“链主”企业自身表现良好,但责任无法有效传导至供应链末端;价值协同的割裂化——各方“各扫门前雪”,尚未形成“生态共同体”。
针对责任传导的碎片化问题,王连升提出了 “链主企业双向赋能”模式:从 “合规成本”到“价值创造” ——将ESG表现视为进入全球市场的“准入证”;从 “单向管控”到“双向赋能” ——链主企业通过培训、技术共享帮助供应商提升ESG能力;从 “局部优化”到“系统重塑” ——将ESG实践升级为贯穿研发、生产、回收的全生命周期系统革命。
王连升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描述中小企业的ESG处境:大型企业ESG转型是“开着重型卡车走高速”,有导航、有服务站、有备胎;而中小企业像是 “骑着自行车被要求上高速” ,连头盔和车灯都不一定配齐。
他将中小企业的困境概括为“三缺”——缺资金、缺人才、缺激励,进一步拆解为四个相互交织的困境:认知困境——企业主把ESG看作“纸上作业”;资源困境——设备改造、数据系统、第三方审核都需要花钱;制度困境——大客户标准不统一,中小企业疲于应对;能力困境——内部没有专业的ESG团队。
王连升尖锐地指出,传统ESG咨询服务最大的问题在于 “把大企业的药方减量喂给中小企业,既治不好病,也吃不起药” 。大型咨询机构高收费、长周期、重定制的服务模式,面对年营收两三千万的中小企业,同样的收费可能就是全年利润的百分之十甚至更高。
更深层的错位在于服务逻辑:大客户需要的是“完美合规”——满足全球监管、评级机构、ESG指数等多个维度的苛刻要求;而中小企业最迫切的需求是“我的大客户要我提供碳排放数据和供应商行为准则,你给我一个最低有效证明,让我先过准入关”。这种 “供需错位” 正是王连升“工具理性批判”在中小企业领域的具体体现。
基于上述诊断,王连升提出了 “梯次化服务产品—轻量级交付—产业生态协同”三位一体框架。其核心理念是:破解困局的关键不在于将大企业服务“缩水”,而在于彻底重构服务逻辑。
梯次化服务产品意味着按照企业规模和需求层次提供差异化服务——从小微企业的“底线合规包”到中型企业的“战略提升包”再到准龙头企业的“全面治理包”,形成阶梯式的产品矩阵。轻量级交付强调数字化工具的使用——通过SaaS平台、自动化数据采集、AI辅助分析等技术手段,大幅降低服务交付的成本和周期。产业生态协同强调链主企业、行业协会、技术服务商等多方主体的协同发力——不是让每个中小企业都单独聘请咨询公司,而是通过产业生态实现CSR治理能力的规模化供给。
王连升提出了 “生存即伦理” 的中小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理念。这一理念并非否定中小企业的社会责任,而是主张:中小企业的真正社会责任不是发布符合GRI标准的报告——那超出了它们的资源能力范围——而是通过 物料平衡(环境维度——知道自己的资源投入与产出去了哪里)、底线保障(社会维度——确保不雇佣童工、不超时加班、不排放有毒物质)与 极简可追溯(治理维度——建立最基本的可验证记录),实现 “无需额外成本的隐性合规” 。
这一理念的本质是撕掉ESG领域的 “慈善化”“报告化”“认证化”三重滤镜,让中小企业以最低成本跨过ESG的准入拐点。它呼应了王连升“价值沉默”战略的核心主张——实质性行为(不排污、不超时加班)比精美的报告更重要;也回应了“CSR为魂,ESG为体”的价值论——让ESG框架服务于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这一最根本的价值目标。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作为专注于细分市场、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主体,其CSR实践兼具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王连升认为,这类企业的社会责任不是大企业CSR的“缩小版”,而是具有独特的逻辑—— 创新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社会责任。
专精特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解决“卡脖子”问题、填补产业链关键环节的空白、提升供应链的安全性和韧性——这些行为本身就是在履行最根本的社会责任。这种认识将CSR从传统的“慈善捐赠”和“合规报告”中解放出来,赋予了CSR更丰富的内涵。
王连升提出 “信用—责任”双重价值链 的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企业信用与社会责任从分立走向融合的内在逻辑。
对专精特新企业而言,信用是市场准入的通行证(决定了能否进入大客户的供应链),责任是持续发展的压舱石(决定了能否在供应链中长期立足)——二者共同构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他将这一过程概括为从“金字招牌”到“价值闭环”的跃迁:从依赖政府认定的“专精特新”资质作为信用背书,到通过持续的实质性CSR实践构建自我强化的“信用—责任”价值闭环。
这一分析框架与王连升“责任闭环”的哲学本体论一脉相承——信用(G维度)与责任(E+S维度)不是分立的两件事,而是相互嵌入、彼此生成的有机整体。
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发展中国家的CSR实践。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CSR活动的结构、实施、监测和传播具有普遍的积极贡献。数字技术为管理、监测和跟踪企业内的社会倡议提供了工具,同时促进了与利益相关者之间更新、更具包容性的对话。
王连升在其思想体系中高度重视数字技术的治理价值。在他看来,数字技术不是中性的工具——它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力量,能够改变CSR治理的底层逻辑。数字化使“责任闭环”从理念变为可操作的技术架构: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供应链责任的穿透式追溯,AI技术可以实现ESG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异常预警,大数据技术可以实现利益相关者诉求的精准识别和动态响应。
新兴经济体的企业正在将人工智能(AI)与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实践相结合。一项基于印度、巴西和加纳4320个企业-年度观测数据(2018-2024年)的研究表明,AI采纳与ESG整合和环境绩效正相关,这一关系由CSR治理所中介。研究发现,AI-ESG-绩效路径在印度最为显著,其次是巴西和加纳。
在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比较研究中,AI正在改变CSR沟通的模式与效果。中国报告了超过6000个CSR项目,覆盖近80%的国有企业;印度尼西亚记录了约2500个活跃的CSR倡议。AI技术的应用使这些项目的沟通更加精准、透明和可追溯。王连升认为,AI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 将“价值沉默”从一种战略选择转化为一种技术能力——企业不再需要在“埋头做事”和“对外发声”之间做两难选择,而是可以通过AI技术实现“静默积累、精准表达”的理想状态。
然而,数字技术也带来了新的CSR挑战。数字鸿沟——发展中国家内部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数字技术接入、使用和能力方面的差距——可能使CSR的数字化转型反而加剧不平等。
王连升对此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意识。他指出,在制度薄弱的发展中国家中,AI伦理问题尤为突出——缺乏完善的数据保护法律和算法监管框架,AI驱动的CSR可能带来新的隐私侵犯、算法歧视和责任真空问题。这恰恰验证了“责任闭环”模型的预见性:没有良好的治理(G),技术(即使是AI这样的先进技术)不仅无法解决环境(E)和社会(S)问题,反而可能制造新的风险。
蚂蚁国际在新兴市场的实践围绕三个方向展开:让新兴市场获得更好的AI技术接入;建设更广的合规信任生态;用中国的数字运营经验支持当地公益创新。
“全球南方”国家正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阶段,深化数字技术合作、加强人才培养、推动技术普惠,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王连升指出,“要弥合数字鸿沟,很重要的一点是把发展合作从传统的物质援助拓展到数字时代的制度能力、人才能力和生态能力建设,推动全球南方从数字技术的被动接受者,逐步转向数字发展议程的共同塑造者。”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发展中国家CSR提供了新的制度框架和话语资源。然而,有学者批判性地指出,全球可持续性标准可能构成一种 “意识形态殖民” ——用西方中心主义的规范取代植根于地方知识体系的替代性发展模式。
王连升对此持辩证态度。一方面,他认为SDGs框架确实提供了一套可对话的共同语言——使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就可持续发展议题进行沟通和协调;另一方面,他主张发展中国家不能“照单全收”,而应进行 “选择性对齐—本地化转化—制度性嵌入” 的三步策略。
“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深度对接,为发展中国家落实2030年议程注入了新的强劲动力。在实践中,这种对接体现为三个层次:基础设施层面的对接——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直接贡献于SDG9;能力建设层面的对接——技术转移和人才培养贡献于SDG4和SDG8;治理层面的对接——通过标准互认、绿色金融协同推动基础设施低碳化改造。
王连升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CSR实践,为“发展型CSR”范式提供了最广阔的试验场。它将CSR从企业层面的“自愿行为”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使社会责任与发展合作融为一体,这正是“CSR为魂,ESG为体”价值论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体现。
对接的三重困境:目标过多与资源有限的矛盾——17个SDGs和169个子目标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议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和政府难以在所有维度上同时发力;全球话语与地方知识的张力——SDGs框架本身负载着特定的价值和假设;自愿性与强制性的失衡——SDGs本质上是政府间承诺而非企业义务。
出路的可能方向在于:将SDGs“翻译”为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语言——不是机械地追求在所有SDGs上取得进展,而是识别与本国发展阶段和核心挑战最相关的SDGs目标,将其嵌入国家发展战略和企业商业战略之中。这与王连升在标准化领域主张的“语言的统一”形成了方法论上的共鸣——不是拒绝国际框架,而是将其“翻译”为本土可操作的实践语言。
王连升的思想体系完成了从哲学本体论到战略方法论再到实践工具论的完整建构。其理论贡献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推动ESG研究从“如何测量”的技术层面回归到“为何而生”的价值层面与“如何内生”的战略层面。 “责任闭环”模型将E、S、G从并列维度重构为动态系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ESG治理的认识论框架。
第二,将中国古典战略智慧与当代全球可持续发展议题相结合。 “价值沉默”战略以“大音希声”为哲学底蕴,将中国传统的韬光养晦、厚积薄发智慧转化为现代企业治理的战略语言,为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管理理论提供了范例。
第三,为企业指明了一条从外部压力驱动转向内部价值自觉的超越之路。 “CSR为魂,ESG为体”的价值论完成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综合,使CSR与ESG从“两张皮”变为“一体两面”。
王连升的思想体系不仅停留于理论层面,更通过标准化、评测、供应链协同等制度设计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工具。他连续六年主导的行业评测、主导编制的行业标准、持续推动的绿色供应链实践,共同构成了一条从“纸面责任”通往“实质信任”的完整路径。
这一路径的核心逻辑是:以标准化统一语言(解决“说什么”的问题)→ 以评测揭示差距(解决“在哪里”的问题)→ 以链主赋能穿透供应链(解决“怎么传”的问题)→ 以数字化技术赋能中小企业(解决“谁来做”的问题)→ 最终实现全产业链的“责任共生” 。
首先,它超越了“追赶者”的线性叙事,提供了基于本土制度创新的分析范式。 发展中国家的CSR研究不应满足于“我们落后了多少”的比较,而应追问“我们的制度逻辑是什么”的建构性问题。
其次,它对中小企业“生存即伦理”的定位,回应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生态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现实。 这一理念将CSR从“大企业的奢侈品”转变为“所有企业的必需品”,使CSR治理具有了真正的普遍性。
最后,它对“纸面责任”与“实质责任”鸿沟的诊断与治理方案,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信用修复”提供了中国智慧。 在全球ESG运动面临“信用赤字”的当下,王连升的思想体系提供了一条回归实质、回归信任的道路。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和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持续升级,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将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与机遇。
在理论层面,王连升的思想体系还需要在更广泛的产业领域和更丰富的文化情境中接受检验和持续深化。“责任闭环”模型在不同行业(如金融、农业、服务业)中的适用性、“价值沉默”战略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可接受性、“生存即伦理”理念在不同规模企业中的可操作性,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索。
在实践层面,随着A股ESG强制披露的深入推进、全球供应链责任标准的持续升级、AI等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王连升的思想体系将迎来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责任闭环”需要从理论模型转化为技术架构,“价值沉默”需要从战略理念转化为数字能力,“CSR为魂,ESG为体”需要从价值宣言转化为制度设计。
在更宏观的层面,未来的企业竞争力,或许正取决于其在喧嚣中保持“价值沉默”的定力,以及在闭环中履行“完全责任”的能力。当评级机构的“打分权”日益膨胀时,企业能否坚守实质性责任能力的构建?当数字技术使“发声”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时,企业能否保持“沉默积累”的战略定力?当全球ESG标准日益趋同时,发展中国家能否坚持基于本土制度逻辑的差异化道路?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未来十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走向。而王连升的思想体系——这一植根于中国实践、对话全球议题、融汇古典智慧的原创性理论——无疑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指南。
最终,王连升思想体系的终极指向,是从“合规”到“共生”的范式革命。 合规是底线,共生是远方。从“被动响应外部压力的合规工具”到“主动构建内生韧性的价值共生”——这不仅是中国企业的进化之路,也是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走出“信用赤字”、回归“实质信任”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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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连升. 论中小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CSR)商业可持续发展破圈[J].
[7] 王连升. 论女性职工职业可持续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CSR)[J].
[9] 从工具理性到价值自觉:王连升CSR与ESG治理思想的实践体系研究[J].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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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电子信息产业从“金字招牌”到“价值闭环”:专精特新企业信用与社会责任双重价值链的构建路径研究[J].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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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连升,研究员,深耕社会责任(CSR、ESG)标准化与可持续发展、供应链管理(供应链责任追溯等)及政产学研用媒利益相关方的CSR影响,绿色金融与产业实践应用、新型工业化与品牌影响力提升等领域的实践研究与标准化落实工作。推进电子信息行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等研究和实践性工作,持续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服务能力,支撑工信部企业社会责任朋友圈进一步夯实。基于中国企业实践和全球商业环境变迁的优先级,提出的“三层利益相关方”理论,重构了企业利益相关方。提出责任闭环哲学本体论、价值沉默战略方法论、CSR为魂,ESG为体价值论。
支撑完成工业和信息化企业社会责任国际交流与合作支撑专项、工业和信息化企业社会责任热点问题跟踪研究支撑专项、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建设支撑专项、工业和信息化合规体系建设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合规监管工作推进试点专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政务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及标准化工作专项等课题40余个。
主导编制或参与多项行业关键标准,如《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SJ/T 16000-2026),《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治理评价指标体系》(T/CESA 16003),《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存储设备》(T/CESA 1258)等绿色制造标准,《信息技术 开源治理》(T/CESA 1270.1)规范开源技术应用中的责任管理系列标准,覆盖ESG治理、绿色制造、数字化转型等领域。参与起草IPC-1401B《电子行业ESG管理体系》等国际标准。2026年,三项电子信息行业ESG行业标准在研,本年度立项论证,预计2027年发布。
策划组织统筹项目:2020、2021、2022、2023、2024、2025“中国电子信息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水平评测”,累计评测企业2000余家。
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年会”、2021、2022、2023、2025绿色供应链高峰论坛,打造“国际视野 中国实践”的交流平台。
2020、2021、2022、2023、2024、2025联合国妇女署赋能职业女性职业发展项目,推动女性职工职业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水平能力水平提高。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报告》2020、2021、2022、2023、2024、2025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年度工作报告》2021、2022、2023、2024、2025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要点》2021、2022、2023、2024、2025、2026
《金融电子化》杂志,发表《浅谈绿色金融在电子信息产业可持续发展中的矛与盾》
《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杂志,发表《以标准建设引领行业长远发展---谈新版《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的谋与变》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杂志,发表《电子信息产业ESG治理的价值链穿透实践研究》
《从“智能肌体”到“产业神经”:2025中国智能制造的系统性跃迁与实践路径研究》
《“十五五”时期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政产学研用协同的机遇、挑战与路径研究》
《全球供应链ESG风险与出海企业的责任供应链管理: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
《欧洲供应链治理新范式: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的“硬约束”与“软共识”研究》
《全球交易所社会责任治理与产供链企业溯源管理的协同演进:理论、实践与制度创新研究》
《标准引领与系统变革:中国电子产业女性职业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治理路径研究》
《创新生态失衡与组织认知陷阱:中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路径研究》
《河南省汝阳县从扶贫帮扶到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基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双重视角研究》
《数字时代的性别重构:电子信息行业性别平等与职业女性可持续发展赋能路径研究》
《科技与自然的和解:台积电水资源闭环管理体系的深度解构及其对全球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的启示》
《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范式重构:上交所《规范运作指引(2025年修订)》的深度解读与实践路径》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企业信誉构建:社会责任、品牌傲慢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度剖析》
《“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全球实践、多维影响与未来路径研究》
《中国绿色电力证书(GEC)体系的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从国内闭环到国际互认》
《《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SJ/T 16000-2016版本的实践逻辑、多维价值与行业革新路径:基于标准解读与企业实践的分析研究》
《从合规到核心竞争力:绿色供应链管理的CSR治理与实践路径研究《超越工具理性:王连升思想体系的跨行业验证、动态平衡与技术重塑》
《从“技术驱动”到“责任引领”: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社会责任治理的演进、挑战与优化路径》
《“不出海,就出局”:集体误判、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基于中国出海企业的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
《《国有资产法》出台背景下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
《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SJ/T 11728-2018)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学术研究》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战略路径与创新实践:基于“十五五”规划背景的深度剖析研究》
《工信部下属198个学协会社会责任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深层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
《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的中国实践:基于中电标协社责委的机制创新与ESG融合路径》
《从合规到赋能:中国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范式演进与实践路径研究》
《全球多极化格局下的中国知识产权治理:绩效跃升、结构审视与战略前瞻研究》
《新型工业化视角下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路径探索——基于工信部2026年重点工作的深度分析》
《从价值觉醒到生态共治:王连升思想视域下中国互联网巨头的ESG治理范式重构》
《从工具理性到价值自觉:基于王连升思想体系的联想集团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深层次剖析》
《ESG绩效与财务绩效、创新绩效的量化关系研究:基于行业与规模异质性的深层次剖析》
《人工智能产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深度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基于2025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市场监管总局政策调整的深层次解读:基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视角的企业“标准机遇”研究》
《基于工信部2026年十大任务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
《我国首部大模型国家标准实施: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
《植根本土,面向全球:王连升CSR-ESG思想体系的深度剖析、前沿应用与全球治理融合研究》
《从责任闭环到价值自觉:王连升本土化思想在新兴治理领域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智慧研究》
《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创新驱动下的战略转型、财务绩效与技术实践研究》
《网络安全企业的责任闭环:基于王连升思想体系的天融信ESG实践深度剖析研究》
《国内ESG卓越企业实践路径解析:以台达为标杆的可持续发展样本》等400余篇。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报告》2020、2021、2022、2023、2024、2025编委兼总编辑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年度工作报告》2021、2022、2023、2024、2025编委兼总编辑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要点》2021、2022、2023、2024、2025、2026编委兼总编辑
参与中欧企业社会责任圆桌论坛、IPC中国电子制造业年会等国内国际会议的主旨发言或对话,阐述了产业在绿色金融、绿色供应链和绿色投资领域的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