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与金融业务逐步融合,不仅金融消费体验越来越智能化,而且新技术不断嵌入衣食住行、医疗教育、电子商务等民生领域,促进金融服务更加精细化、多元化。金融机构也在技术加持下提升了自身获客导流的能力、开辟触达客户的新途径,有效提升了服务的覆盖率和可得性,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脱贫攻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服务更加精准有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可见,金融科技丰富完善了传统金融的功能,也提升了金融服务质量,增强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中国人民银行2022年印发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指出,要推动我国金融科技从“立柱架梁”全面迈入“积厚成势”新阶段,力争到2025年实现整体水平与核心竞争力跨越式提升。《规划》的出台对进一步促进金融与科技更深度融合、更持续发展,以及更好满足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要求提供了政策保障。未来,随着金融大模型开发和行业应用的迅速发展,金融科技的运用效率和场景融合能力将得到提升,必将引领金融行业进入新时代。
金融机构高度重视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布局。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23年中国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报告》,2023年中国银行业IT投入规模达到了4000亿元,同比增长24.6%,占营业收入的2.8%。中国银行业协会、普华永道联合开展的调查显示,超过50%的受访银行家认为,金融科技将引领数字化转型,带动业务增长,是银行业未来首要的利润增长点。
完善和提升金融科技服务能力,需要金融机构加强顶层设计,将技术和业务发展相互结合,形成全方位的金融科技产品供给体系。确保技术的引入与业务目标的一致性,将金融服务更好地嵌入数字经济的多元化场景,在平台、场景、产品、管理和技术等方面形成互补与合力,加速释放科技创新的产出效应,实现金融服务能力的数字化转型,形成基于金融科技的综合服务能力闭环。
金融科技的可持续发展须建立在进一步加强生态体系建设的基础上。金融机构、科技创新企业、互联网平台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等金融科技生态圈中的各类经营主体,要秉持开放合作的理念,充分发挥在各自细分领域的专业优势,在数字经济、技术研发与应用、人才培育、网络场景搭建、业务重构、政策保障等领域加强合作,促进不同主体和机构之间建立信息共享和协作机制,快速适应市场需求和变化,打造开放、创新、协同的金融科技生态。
同样重要的是,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不能忽视金融安全这一生命线和底线。在新的技术环境下,金融机构面临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合规风险、声誉风险等会更加隐蔽,波及范围会更加广泛,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可能性也会加大,全面提升金融科技风险识别和风险管理能力十分必要。
应加强对金融科技业务风险的归类和梳理,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框架和长效机制。建立风险“隔离墙”,防范不同风险交叉传染,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机构要做好创新与风险的平衡,对新技术保持敏锐度和前瞻性,通过前置监管手段来制定规则、引导金融科技的应用能够规范化发展。加速金融监管沙盒落地,降低合规不确定性带来的成本。积极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和数据安全立法,不断完善金融科技业务的安全规范。(李建军)
2025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5%,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1.7个百分点,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速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整体水平。消费者更加重视深度参与、情绪价值、审美体验和社交连接。
政府和市场在悦己消费的发展方面形成合力,必将推动我国居民消费从“有没有”的物质数量满足,向“好不好”的品质与情绪效用追求升级,有利于构建高水平消费市场、激发数字经济创新活力。
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对劳动力的要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多一点人才”,而是要求劳动力市场能够适应技术快速演进、场景持续变换、岗位不断重构和组织形态加速调整。
面对技术冲击对劳动就业的错综复杂影响,既不能消极观望,更不能置身事外,唯有积极应对,主动治理,方可释放人工智能促就业的数字红利。
推动城市低空经济发展,必须坚持安全底线与规则导向,构建与产业形态相适应的制度体系、治理系统和功能生态。
当前,宏观经济运行面临需求结构深刻调整的关键阶段。居民消费形态正在经历从实物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从基础生存型消费向发展享受型消费的系统性转型。
十年来,我国经济学界牢记嘱托、深耕不辍,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成就、原创性经验中提炼理论、构建范式,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作为一项承前启后的阶段性战略目标,正是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生动实践与具体体现。
消费既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人民多样化、多层次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人是消费主体和生产主体,以人为本,关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居民消费需求的变化与满足是扩大内需的路径之一。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启动,这一标志性事件不仅为中国对外开放写下全新注脚,更以制度型开放的突破之力,撬动着亚太地区经贸格局的深层变革。
常态化精准帮扶的核心内涵是通过常态化的精准帮扶措施,不断提高被帮扶群体和地区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做好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根本在于实现认知层面从“视其为风险”到“塑其为力量”的深刻转变,实践层面从“碎片化管理”到“系统性治理”的全面升级。
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核心是把分散的安排统起来、把多重目标协同起来。尤其是在存量时代,盘活老空间、优化新供给,推动用地功能重组,正成为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关键一环。
把握非遗活化利用的“度”,本质是处理“保护与利用”“传统与创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三组核心关系,这既是非遗传承的关键命题,也是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至关重要。这“五个必须”,既对以往经济实践作出了深刻精辟的总结,也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
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核心要素的地位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战略重心的转移深刻表明,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人”已不再仅仅被视为市场消费的终端,更是生产要素中最具能动性的价值源泉。
高质量发展是以创新为第一动力的发展,意味着必须把以创新为特点的新质生产力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动力所在,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何如此重要?“根基”二字有何深意?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把握“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主攻方向,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跃升?
优化营商环境不仅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根本举措,更是打通文旅消费堵点、提升消费质量、激发消费潜能的“金钥匙”。
一代代中国人秉持初心使命,在宏伟蓝图指引下不断增强国家实力、丰富国际理念、落实行动计划,以中国式现代化开辟民族复兴新境界,铸就了中国国际地位历史性提升的坚实根基。